第十九章 附录 1

　　附录1任正非简介1944年出生，七个兄妹之长。1978年从部队转业。1982年到深圳，在南油工作两年，随后开了一家电子公司。1987年开始创业。1988年将公司改名华为，主营电信设备。1992年华为开始研制C&C08交换机。1994年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信站，获得成功。1995年在公司内部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1996年大规模与内地厂家合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1997年两次访问美国，回国后写下《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1998年启动大规模人才招聘计划。2000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的前三位，个人财产估计为5亿美元。2001年在公司内部发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讲话。2003年荣获网民评选的“2003年中国IT十大上升人物”。2004年名列“未来国际之星”榜首。2005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与巨子”100名排行榜，是中国唯一入选的企业家。2006年居“2006年最具领导力的50位CEO”榜首。2007年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IT年度人物。2008年位居胡润强势榜第二名。2009年当选《福布斯》中文版“2009年最受国际尊重内地企业家”。附录2我的父亲母亲20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母亲。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我多晚到达，她都会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前，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打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麦加朝圣”，但一下飞机就被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才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母亲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待一天。这次我终于良心发现，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在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母亲，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在伊朗时，国内旅行社还不断发邮件给我，热情地介绍安排，我说，不需要太多参观，我们主要想坐在沙滩上、海边多聊聊天。有一首歌唱道：“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涮涮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结果，8日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让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回到昆明，就知道母亲不行了，她的头部全被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里不告诉我，是怕我在途中出事。我看见母亲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打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八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四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呢。但我没有打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母亲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这次去昆明跟母亲说了11月我随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我们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母亲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母亲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的，对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今年要交税20多亿，明年（2001年）要交四十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母亲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也许她能安息。我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后，母亲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不是饮料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么长时间的运输、多次批发，小摊又无保鲜设备，老人抵抗力又差。这次母亲反过来要陪我去郊区七彩云南转转，散散步，回来的路上要在路边买些果园摘下来的梨子。她不让我下车，后来我问妹夫为什么不让我下车，他说母亲怕你大手大脚、不讲价。四元一公斤的梨子买了一大包。父母一生勤俭，而且不断以身作则来教育我，让我不要大手大脚。其实我一生都是非常节俭的，她只不过是用过去过的苦日子做坐标来度量。历史回顾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个乡村教育家。母亲程远昭，是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父亲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的，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父亲的兄弟姐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良心发现，也由于父亲的执着要求，父亲才读了书。父亲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父亲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作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父亲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个生活书店，卖进步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邀请了父亲。父亲这段灰色的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父亲受尽了百般的折磨。现在想想，一所乡间中学，使用的又是统一教材，此人即使真有点什么问题，又会对国家安全有多大影响。即使有问题也应改造他，而不是折磨他。母亲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做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捡煤球、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母亲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并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他们有时会参加各种复杂的活动，例如抗日演出，这种演出的背后有人插手。母亲参加过抗日演唱队，有人说，参加演唱队的人，集体参加了什么组织……人一生不知有多少活动，如果不以人的目的来衡量，以人的品德来衡量，以及现实中他们对历史认识与承诺来衡量，而是以形式来衡量，那么就会复杂到任何人都无法清理自己而谨小慎微。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份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时，其实就是向几个党员交心、向支部书记交心，即使有报纸公布上面的精神，但精神的执行还得有人理解后再来贯彻。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尽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是悔恨的，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份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数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予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那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贡献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的宽容的品格。青少年时代我们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小，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两到三元的学费，到交费时，母亲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更大。我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到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母亲要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两到三人合用一条棉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被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次在昆明散步时，也谈到了那时的艰难。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那时我正好在读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高二还补考了。我在初中时人家把我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却补考。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个白面馒头。因此，我特别能理解近几年朝鲜人民的困难，他们还有国际援助，人口又少。中国那时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难比今天的朝鲜及非洲还要大。后来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我们绿化用的那种），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食。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将美人蕉（一种花）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母亲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大家都没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儿女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家庭和和睦睦。那时，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做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其乐融融。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大概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但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父亲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而母亲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那时候，我才真正理解“活下去”的含义。我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我也不敢随便抓一把，否则也要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有巨大的功劳。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可能多了一个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个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当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时，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在基金叫什么名字上争论很大，甚至有员工亲自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应叫优秀××，这些人不少还是博士、博士后。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过来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文革”岁月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因此，平安度过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和1964年“四清”。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文革”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子。会写文章，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父亲在早期革命队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学经验，又是领导干部……正是这种模板。“文革”又是首先从教育界开始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抛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九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这又是在他最能为人民做事的时期，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志者是多么痛苦。由于只有少数人先被抛出来，那时的末日恐惧是可以想象的。父亲是校长，父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自杀了。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它殉道。当时，我已到外地读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她只会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而弟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父亲，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父亲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戴高帽，脸被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有时，几百个走资派被挂上黑牌，装在卡车上游街……我当时在外地读书，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又告诉我的。我在“大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周总理这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跟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那时的血统论，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他即使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自杀。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他们硬把我推下火车。我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父亲脱下他的旧反毛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枪林弹雨的重庆。父母总以为枪林弹雨，没有政治影响可怕。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二十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后悔的。我那时是个学生，是自由人，不用泥里水里跑，而父亲那时是被押着做苦工，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时只理解父母的温暖，没有理解他们的需要，太自私了。“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沙，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社会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还要帮助父亲把检查刻上蜡板，多印几份，早一些解决问题。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母亲就用一块竹片削好，在蜡纸上刮，印出检查……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母亲几乎耳聋。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文革”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有上千万干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立了。父亲没有做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幸运。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一直没能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件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自己又不愿做司令，拉三五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组一个战斗队，做一个袖章戴戴。那时戴袖章是政治地位的象征。我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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